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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蘭蓀院士憶高考:撥亂反正后的機會

時間:2018-11-13來1源:中國科學報 作者:佚名

 

▲鄭蘭蓀為師生上示范公開課

鄭蘭蓀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2月進入廈門大學化學系學習。從事原子團簇科學研究,研制了激光等離子體源飛行時間質譜計、交叉分子—離子束串級質譜計、激光離子源射頻離子阱質譜計等以激光產(chǎn)生和研究原子團簇的大型儀器,獨創(chuàng)了液相電弧、微波等離子體等團簇合成方法,研究并明確了C60在氯參與下的形成機理等。研究成果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和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

200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F(xiàn)任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牽頭創(chuàng)立了廈門大學無機化學博士點,教育部化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

回顧1977年的高考,我們要衷心地感謝鄧小平同志。他在那一年撥亂反正,果斷地恢復高考,使得我們這一代人有機會邁入大學的大門,我也從廈門大學的子弟成為了廈門大學的學子,又成為廈門大學的教師。

家庭教育發(fā)揮重要作用

相比同齡人,我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

不幸是那個時代所有人的不幸。一場“文革”中斷了所有人的學業(yè)。“文革”開始時,我剛剛小學畢業(yè),直到兩年多后,才得以就近安排進入了中學。由于父母都受到?jīng)_擊,母親還被關進了“牛棚”,因此我也成為“黑九類”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推遲了數(shù)月之后,才能以“試讀生”的身份入學。那時候政治運動不斷,中學學習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參加運動和勞動,物理、化學和生物課改成了“工業(yè)基礎知識”和“農業(yè)基礎知識”,能夠學習到的文化知識很少。

然而,大學教師家庭出身的我又是幸運的。我的父親是廈門大學生物系教師,母親是化學系教師。即使在“文革”的十年中,他們仍然執(zhí)著地希望我多學一些知識,不放棄讓我進入大學的一絲期望。

我至今難忘,利用“文革”中“兩派”斗爭無暇顧及“牛鬼蛇神”的時候,我母親抽空輔導我自學完成了中學的代數(shù)課程。“文革”后期,父母聽說英語水平突出的青年,有可能不需要經(jīng)過“工農兵學員”的推薦渠道,破格被高校錄取。盡管這個消息完全是傳言,但是以此為由,他們讓我開始學習英語。在一盞小臺燈下,父親每晚輔導我閱讀英語小說,要求我熟記相關的英文單詞,一直堅持了多年。我的英語閱讀能力因此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大學學習時進入了“快班”,省去不少英語學習的時間。

“高考就要恢復啦!”有一天,母親從上海的親戚那里打聽到了這一消息。那時候,我既喜又憂,雖然有了進入大學的機會,但是又擔心間斷了十一年正常的學習時間,雖然在中學待了四年,但是大多數(shù)應學的知識沒有學過,深恐自己考不上。

當然,當時大多數(shù)考生的情況可能更糟。而且因為這一提前得到的消息,我可能比許多考生多爭取到一些學習準備的時間。以我當時的基礎和興趣,應當報考人文學科。但是在一個月后得到正式的消息時,才知道文理科的考試內容不一樣,而我卻一直在學習自己最薄弱的物理知識,為此只能選擇報考理科。當時各個省高考的時間和內容都不一樣,江西比福建早兩天,使得我們能夠在考試前看到江西的考題,發(fā)現(xiàn)數(shù)學的考題有一大半做不出來。因此,當我在1977年冬天走進設在廈門一中的考場時,對于高考錄取沒有抱太多希望。

當年的志愿填報在高考之前。對于我和當時幾乎所有考生來說,填報志愿時主要考慮錄取的可能性,并不太在乎對專業(yè)是否感興趣。

我的優(yōu)勢在于英語基礎(除了讀英語小說以外,我還“偷聽”了“英語900句”),但是當時高考并不考外語。根據(jù)當時的要求,如果要加試英語的話,需要將外文系放在第一志愿,這樣并不影響后續(xù)志愿的錄取。所以當時我的第一志愿填了外文系,第二志愿填了化學系。后者才是我希望錄取,而且覺得錄取可能性較大的專業(yè)。

當年理科的高考科目是語文、政治、數(shù)學、理化(其中物理60%,化學40%)。第一場考試的語文相對較有把握,畢竟“文革”期間需要寫各類文章,但是作文卻寫得并不理想。自以為受到家庭熏陶、較有把握的化學也考得不好。但是政治考了90分,數(shù)學考了80多分(剛好考的內容中自學過的代數(shù)比例較大),總分有317分,還是比較高的。這時候又生怕被外文系錄取,好在最后還是被化學系錄取。

從此,我邁入了化學學科的大門。

全身心投入大學學習

參加高考之時,我已經(jīng)中學畢業(yè)5年了。

我雖然是獨生子女,按照當時政策不必上山下鄉(xiāng),但也一直沒有工作機會,一家人都很著急。后來雖然成為廈大物理系綜合電子廠的臨時工,我卻一直沒有轉正的機會。為此,我母親在1976年底得悉有退休補員的政策,主動提出退休,使我成為工廠的一名正式學徒工。當時,廈門大學校辦工廠的固定工是一份非常難得的工作,因此我很珍惜也很滿意,經(jīng)常加班加點,準備高考時也不影響工作。我是工廠的鉗工,在師傅的指導下,制作電子儀器的外殼。機械工人的訓練,為我后來從事研究工作、研制科學儀器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礎。

就在高考夢離我漸行漸遠,乃至幾乎絕望的時候,我收到了廈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終于邁進了大學的校門,在本該已經(jīng)大學畢業(yè)的年齡,又能開始正常的學習生活。

在當年的考生中,只有百分之幾的青年能夠通過高考,成為幸運的大學生。那時掛上白色的大學生校徽是非常令人稱羨的,同學們都會主動佩戴。

77級的學生年齡差別很大,廈大化學系的一百多名同學中,年齡最大的已超過30歲,最小的只有15歲,相差超過一倍。催化專業(yè)的班長入學前已經(jīng)是小學校長,有了3個孩子,在他成為大學生時,大兒子也已成為了小學生。在我的那間宿舍的八位同學中,我的年齡最大,1954年出生,年齡最小的同學1961年出生,每人相差一歲,剛好構成了一組“等差級數(shù)”。

同學們的基礎也差別很大:“文革”前讀完高中的同學基礎比較扎實,但是入學時已經(jīng)十多年沒有上學,年齡已經(jīng)很大;應屆入學的同學學習基本沒有中斷,但是中小學學習都在“文革”期間,基礎很不扎實。我的情況居中:小學在“文革”前讀,知識很扎實;中學在“文革”中讀,知識很殘缺。“文革”期間學校學習非;靵y,有些同學入學前基本上沒有學過外語,有些“文革”前的高中生雖然系統(tǒng)地學過外語,但卻是俄語,他們入學后還要從英語字母開始學起。入學時,學校曾經(jīng)測試了全年級同學的化學基礎,成績最好的同學考了80多分,我的成績居中,還不到50分。因此,系里在教授化學專業(yè)課程時,還先花費一段時間補習中學的知識。

雖然77級學生的年齡和基礎差異很大,但是渴望知識、努力學習的精神是共同的。在歷經(jīng)十多年的渴望和等待之后,終于能夠進入大學的課堂,同學們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我們入學時的化學教材是教師臨時趕編,手刻蠟紙油印出來的,開學前兩天才分發(fā)到同學們的手中,大家立刻捧起還散發(fā)著油墨芬香的課本如饑似渴地學習起來。有的同學晚上宿舍熄燈后,到食堂昏暗的燈下繼續(xù)學習,早晨五點半又起來學習。早上第一節(jié)課開始前半小時,教室的前幾排已經(jīng)坐滿了學生。即使在食堂窗口排隊打飯的隊伍中,也有不少同學在背英語單詞。

“文革”是中國文化最壓抑的時期,進入大學后,位于化學樓旁邊的學校大禮堂每周末都會放映電影,有“文革”時被禁錮的影片,也有“文革”后新拍和引進的影片。雖然這是當時主要的文藝生活,但有些同學在讀期間幾乎沒有看過電影,而是將時間全部用于學習。當時的教師認為,77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是“空前”的。“空前”是可能的,因為這一屆學生畢竟是從沉積十一年的考生中選拔出來的,雖然還有更多的優(yōu)秀青年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參加考試。

當年的教師也同樣在“文革”中蹉跎了十年歲月。由于“文革”及其之前一些政治運動的耽誤,他們已經(jīng)十多年沒有評職稱的機會,大多數(shù)仍然還是助教。但是他們基礎扎實,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當中。那時候,不可能有研究生助教。每門專業(yè)課都配有輔導教師,一個班級就有兩位,在沒有安排課程的時候,他們還會經(jīng)常主動到學生宿舍答疑。實驗課指導教師對學生實驗操作的規(guī)范要求非常嚴格。當時教室和實驗室的條件雖然較差,但是教育質量卻是很高的,為我們日后的科研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學習雖然緊張,但是學校的氣氛和生活還是非;钴S的。同學們關心政治,熱愛文藝。當時的一些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品,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揚眉劍出鞘》、陳荒煤的《阿詩瑪,你在哪里》等發(fā)表后,大家都熱烈議論,將刊登文章的報紙張貼出去。在中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時,大家每天午飯后都圍聚在食堂,聽最新的戰(zhàn)況報告。校、系組織全體學生學跳交誼舞,組織文藝晚會,我們班合唱的歌曲是班里一位同學自己作詞、譜曲的。我也曾經(jīng)為班級的墻報貢獻過幾篇散文,那是我僅有的文藝作品。

重歸母校執(zhí)教

化學系學生的宿舍一直是芙蓉一,雕梁畫棟的建筑掩映在綠樹成蔭中,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在芙蓉一的一間宿舍里,住著化學系77級電化學專業(yè)的同學。其中,還有三位同學也當選為院士。他們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田中群、孫世剛,以及美國工程院院士孫勇奎。他們在大學畢業(yè)后都考取了廈門大學化學系的研究生,隨即通過多種渠道派遣出國。田中群留學英國,孫世剛留學法國,他們分別在1986年底和1987年中學成之后回到廈門大學化學系工作。孫勇奎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加入美國默克公司,從事新藥的研發(fā)工作,在獲得美國工程院院士后辭去在美國公司的職務,回國創(chuàng)業(yè)。

一系四院士,成為了廈門大學77級化學系的傳奇。

說起留學,高考恢復后不久,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6月提出,要向國外大規(guī)模派遣留學生,而且要快派,“今年三千,明年一萬”。

1982年本科畢業(yè)前,我考上了首批中美聯(lián)合招收的化學類留美研究生(CGP項目),于當年8月進入美國賴斯大學師從理查德·斯莫利教授,他于1996年因為C60的工作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我從他那里學習到了當時最先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我在1986年5月獲得博士學位,即回到母;瘜W系,先從博士后做起,在廈門大學工作至今。

那時候,國內外的研究條件和水平相差十分懸殊。在美國留學時,導師曾因為我的研究基礎太差,考慮過讓我離開;回國后,又要用十分有限的經(jīng)費,立足國內的器件和加工條件,建立達到國際水準的研究裝置。但是,正是有了以往所經(jīng)歷的種種磨礪,加上回國后廈門大學化學系理想的研究氛圍和領導、教師的支持與合作,使我能夠克服困難,在科學研究中取得進展。

如今,高校里流行由院士開講“新生第一課”。我無意刻意效仿,但是事實上,從1997年起,當時擔任化學化工學院院長的孫世剛就安排我們這批77級學生與一些更年輕的教師,承擔化學專業(yè)基礎課的教學工作,而我所講授的就是新生的第一門化學專業(yè)課程《無機化學(上)》。我在教學中盡可能結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和學科進展,吸引學生對化學專業(yè)、對科學的興趣,就像當初我們的教師把一群渴望知識的新生領進門一樣。

高考制度的恢復已過去40年,它是我國撥亂反正的重要標志。雖然高考制度還有種種弊病,并且嘗試作過一些修改,但是在中國的國情下,它仍是不可替代的公正的制度,為所有希望進入大學的青年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它為我國人才的培養(yǎng)、經(jīng)濟和社會的發(fā)展、民族的振興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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