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第一生產(chǎn)力，科技工作者是國家和社會的寶貴財富，而老科學家則是中國科技發(fā)展的“活檔案”。他們跌宕起伏的學術人生，不僅創(chuàng)造和誕生了一大批卓越的科技成果，更是中國科技波瀾壯闊的發(fā)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9年“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下文簡稱“采集工程”）正式啟動。“采集工程”由國家科教領導小組正式啟動，中國科協(xié)牽頭，聯(lián)合中組部、財政部、中國科學院等相關部門共同實施。“采集工程”是一項搶救性工程，旨在通過口述訪談、實物采集、錄音錄像等方法，把反映老科學家學術成長歷程的關鍵事件、重要節(jié)點、師承關系等方面的資料保存下來，為深入研究科技人才成長規(guī)律、宣傳優(yōu)秀科技人物提供第一手素材。

實施近8年來，已有約480位老科學家接受采集，全國220家單位、超過3000位工作人員投入采集工作，采集整理并入藏資料22萬余件，其中包括實物近9萬件、高清視頻5249小時、音頻6042小時，為中國現(xiàn)代科技史積累了豐富寶貴的原始資料。

一項刻不容緩的搶救工程

越來越多的老科學家與世長辭，帶走的不僅是人們的思念，更是中國科技史的一部分，搶救工程刻不容緩。根據(jù)2009年年初中國科協(xié)對兩院院士做過一個調(diào)查，結果顯示中國科學院當時在世院士687人，在世的687名院士，平均年齡達到74.8歲。其中，90歲以上的66名，85~89歲的64名，80~84歲的85名，合計占到中科院院士總數(shù)的31.3%。中國工程院在世的712名院士，平均年齡也達到73.5歲。其中，90歲以上的16名，85~89歲的36名，80~84歲的88名，占到工程院院士總數(shù)的19.7%。而當時每年去世的院士都在20人左右，其中不乏資深院士。

中國科協(xié)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王春法曾如此寫道：“面對著一個個熟悉的名字，除了對他們的辭世感到深深惋惜，更多的是感到心頭沉甸甸的責任。如不抓緊時間采取行動，留給我們的只能是一個又一個遺憾。”

就當時來看，并沒有集中講述科學家學術成長的出版物。大多書籍和文章中重成就、輕成長。這種情況有些遺憾，王春法表示：“對于科學家個人的學術成長經(jīng)歷和師承關系，如何萌生出學術研究的最初萌芽，如何在科學探索的崎嶇小路上逡巡探索，如何在茫茫黑夜中迸發(fā)出科研成功的靈感火花，如何披荊斬棘直達成功彼岸的坎坷經(jīng)歷，社會大眾往往并不清楚，甚至少人問津。”

對于“采集工程”的重要意義，王春法從四個方面作了概括。首先，理清中國科技界學術傳承脈絡。“看一看新中國科學傳統(tǒng)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脈絡、什么樣的過程”，將此脈絡和過程理清之后，對于創(chuàng)新文化和科學文化的培育，將大有裨益。其次，保存一批新中國科技發(fā)展的歷史文獻，為做好科技宣傳工作提供素材。“每個老科學家的成長都像是一個謎，他的去世就意味著謎底的消失；對于新中國科技發(fā)展史而言，就意味著永遠失去了一位寶貴的歷史親歷者。”第三，回答錢學森之問。通過梳理老科學家的學術成長歷程，看他們成長過程中有哪些關鍵人物、關鍵事件、關鍵因素起到了促進和推動作用，有助于對科技人才成長規(guī)律有一個準確全面的把握。第四，把黨對科技工作者的關懷送到老科學家心坎上。

采集小組是如何“煉成”的

“采集工程”啟動將近8年，有3000人參與采集工作，最多的時候同時有200個采集小組在工作。“采集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張藜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說，小組的人員數(shù)和構成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優(yōu)先選擇老科學家身邊的人，對其進行培訓，更好地完成采集工作。

“為了避免方言之類的問題，我們盡量讓來科學家身邊的人來采集。由老科學家的弟子、秘書來承擔采集工作，是比較理想的狀況。因為采集的面太廣了，所以組織模式也是多元化的，并不統(tǒng)一。”

張藜介紹說，一個采集小組最基本的構成，首先要有理解科學家學科專業(yè)的人，還要有一個相對來說比較熟悉其一生經(jīng)歷或具有科學史專業(yè)背景的人。“這是核心的組成部分，有了這些你才好給他有一個共同的起點，才好做訪談、有計劃、有目的去搜集那些資料。”除此之外，因為涉及檔案專業(yè)、情報、特殊文獻這些專業(yè)內(nèi)容，“所以要達到采集小組的最佳配置，最好還有一個懂得情報檔案編目工作的人”。

為了采集工作的順利開展，每一年度都要為新參與的采集人員開辦培訓班，有一套完整的采集流程及規(guī)范要求。從采集資料的種類上看，主要包括三大類的內(nèi)容：口述資料、實物資料和音像資料。

其中口述資料又包括直接口述和間接口述兩部分，采集人員需要直接向老科學本人，以及了解老科學家學術生涯不同階段和不同側面的親人、同事、助手、學生等，補充講述老科學家的經(jīng)歷。因為老科學家年事已高，采訪規(guī)范中特別強調(diào)，訪談要不影響受訪者的身體，而且每次采訪時間不宜過長，特別受訪者在回憶到一些事情時情緒可能激動，對身體有影響，這時采訪者應當適當控制一下不要繼續(xù)采訪，以免影響受訪者身體。

張藜詳細介紹了采訪拍攝的一些要求，她說：“對于訪談氛圍要有一個相關的設計，包括燈光的角度，還有機器架設。這里其實有個悖論。如果我是一個純歷史學的訪談人的話，我不希望有那么多的干預，我希望是兩個人慢慢地談、靜靜地，這樣不會對受訪人有干擾；但如果真這樣很隨意的話，又達不到采集要求的質(zhì)量，我們還是希望這個質(zhì)量能夠保存下去。這樣我們就有一些折中，比如說高清的視頻要達到多少。而對于深度挖掘性訪談來說，只采集音頻就可以，就不需要再帶那么多的團隊、架很多的機器。此外，我們還要求拍一些活動場景，比如老科學家在實驗室或者是在課堂上。這也是“采集工程”的復雜性所在，各方面都要協(xié)調(diào)。但是還是有一些科學家很有保存歷史的意識，他們的經(jīng)歷和品德令人感動。”

細分的話，采集資料分為15類，分別是：口述錄音整理資料、傳記類、證書、證章類、信件類、手稿類、著作類、報道類、同行學術評價類、視頻類、音頻類、照片類、圖紙類、檔案類、其他與老科技工作者學術成長過程有關的資料，以及采集成果類。

張藜表示，在整個“采集工程”中，都特別強調(diào)原件的收集工作。“像工作筆記、書信等是我們最為看重的，是“采集工程”最大的成就和積累�？谑鍪妨虾瓦@批實物資料也是將來對學界、對社會最有貢獻的地方。”在過去7年的采集工作中，已經(jīng)收集到一批非常完整、非常有研究價值的資料。

光榮的荊棘路

對于采集規(guī)范的重視一直貫穿整個采集工作。張藜說：“我們在工作指南上每一步都寫得非常清楚，采集小組的人員資質(zhì)至少要涵蓋哪些、任務書的標準格式、需要小組認真思考填寫的，我們都給標出來。就用這樣的模式，包括訪談該怎么做，一步一步地教、提供范本，傳記該怎么寫。”

而這給“采集工程”增加了另一個層面上的意義。很多承擔采集任務的機構反饋，這套流程變成自己采集資料的規(guī)范、人物收藏的一個標準。但與此同時，也有另外一個沒想到的問題出現(xiàn)：采集資料的歸屬問題。有些采集小組所在單位要保留在本單位里。

“作為個人來說，這種情況可以理解，現(xiàn)在科研條件越來越好，每個機構都會越來越重視自己的歷史，這是件好事——“采集工程”推動了大家重視資料的保存、珍視歷史。希望而且相信，等國家層面的科學家博物館建設完成后，它將具有更強的凝聚力，會有更多的科學家愿意把個人資料捐贈給國家，讓它們成為國家的記憶、國家的財富。”

對比國外口述史的發(fā)展，“采集工程”的工作質(zhì)量和內(nèi)容都不遜色。今年5月張藜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會，專門去了口述史學科的發(fā)源地——哥倫比亞大學口述中心。“很感慨，我們的國力財力和大多數(shù)采集人員的能力以及保存的物質(zhì)條件并不亞于它，但是我們確實會面臨著一些非學術的影響因素。因此，在“采集工程”的制度設計中，在前期起草采集工作指南的時候，就盡量充分考慮到各種影響因素，并且在這些年的實施過程中不斷去調(diào)整，以最為有效地保障采集工作的穩(wěn)步推進。”

從內(nèi)容上看，“采集工程”的重點任務之一——口述訪談也有一些值得總結之處，最突出的就是站在何種立場來進行采集。

“到底是本著盡可能地尊重受訪人和尊重歷史的態(tài)度，記錄下這段歷史；還是預設了某些史觀因而肢解了訪談中的部分內(nèi)容來為我所用？我認為從事科學史研究需要持一個客觀的立場，不帶任何引導和情緒。因為訪談的時候，如果訪談人去引導的話，是會獲得一些表述，雖然我們不能說這種表述是假的，但實際上已經(jīng)是訪談人給它限定了一個范圍和方向。所以在培訓采集人員的時候，我們會一再強調(diào)：對于所有的訪談資料一定要慎重對待，特別是涉及到對某些問題、某些事件的看法和評價的時候，一定要更為充分地去分析。這是口述史工作的難度所在。”

這也是為何要進行間接訪談的一個原因。“在培訓訪談的時候，我們會告訴采集小組，不但要聽取老科學家本人的表達，還要充分進行周圍人士的訪談，包括去訪談在學術上有分歧的人。也就是說，訪談時我們要以同樣客觀、嚴謹?shù)膽B(tài)度來對待任何一種講述和觀點，而不是選擇性地只接受或發(fā)表一種觀點。比如，若干人即使經(jīng)歷了同樣的事件，但由于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一樣、專業(yè)領域不一樣、涉及的工作面不一樣，那么對這一同樣的事件，他們也會形成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認知。”

“對于采集小組而言，我們一直努力堅持的規(guī)范，是每一份訪談稿都要經(jīng)過后期的細致整理，一方面不能隨意改動記錄，另一方面要以注釋的方式把訪談中存疑的內(nèi)容進行分析，或者是通過其他文獻資料來進行考證。這樣才能夠獲得一份相對真實、準確的口述資料。特別是當存在著一些重大疑問的時候，就一定要通過其他方式來加以考證。記憶不一定準確，這完全是正常的，而我們要做的工作，是通過嚴謹規(guī)范的整理和考證，盡量留下一份信史。”

對于“采集工程”傳記叢書的研究和寫作，“采集工程”一直堅持擯棄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法。“有一些科學家傳記寫得像小說一樣，可讀性非常強，但這不是“采集工程”的目標。“采集工程”的科學家傳記叢書，依據(jù)翔實的資料，充分使用口述、檔案等各類文獻，使其成為研究中國現(xiàn)代和當代科學技術發(fā)展歷程的基礎文獻。”

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已經(jīng)完成了將近500位老科學家的采集工作。但對于仍然活躍在一線的科學家尚未進行采集。“現(xiàn)在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資料越來越單一化，都是在電腦里了。當年人們寫一封信的時候會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感情，現(xiàn)在的電子郵件都是工作性質(zhì)的。未來的歷史學家將面臨難題——研究的對象單一了，比如現(xiàn)在所有的工作、交流、活動全靠手機、靠微信。同樣，我們收集到的手稿，當數(shù)字化后放在網(wǎng)上、印在展板上，它的視覺震撼力的確遠遠不如那一張張泛黃的圖紙就擺在你的眼前。2013年底在國家博物館展出“中國夢·科技夢——中國現(xiàn)代科學家主題展”時，我們挑選展出了一批老科學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學課堂筆記、西遷到昆明等西南一帶以后的野外考察筆記，觀眾的反饋非常好，因為它們鮮活地呈現(xiàn)了科學家們不畏艱難困苦執(zhí)著于科學的精神。”

作為“采集工程”的核心成員之一，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教授羅興波一直在協(xié)助張藜的工作，從工作流程和規(guī)范的制定，到采集人員的日常管理和業(yè)務咨詢，可以說事無巨細。他在采訪中告訴記者：“‘采集工程’剛啟動的時候，主要工作是搶救性采集，最近兩年已經(jīng)有了一些轉變，開始對采集資料進行研究和開發(fā)。2013年我們在國家博物館進行的科學家主題展，現(xiàn)在還在全國巡展，得到了很多好評，這個展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采集工程的素材。目前采集到的大量資料，是一個巨大的寶庫，也是傳承科學精神、弘揚科學文化的一個很好的內(nèi)容基礎。”

1910 年丁文江送友人秦汾歸國所寫的一篇序文（首頁），列舉了當時留學生的幾種境界，認為最高者應當在學好專業(yè)知識的同時“留心世事”，以求“歸報國人”，認為“吾輩幸得入科學門”，應當歸國“振學風、立學制，為吾國民立萬世求學之基”。

（“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課題組供圖）

鄭儒泳院士捐贈的部分手稿

鏈接

哪里能看到這些珍貴史料？

根據(jù)國務院批復的《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實施方案》，中國科協(xié)于2010年7月與北京理工大學簽署合作協(xié)議，依托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共同建設館藏基地。

目前，北理工館藏基地已經(jīng)建成國內(nèi)首家以科學家為主題的集存儲、展示、數(shù)字化處理為一體的空間。截至2017年5月，已有331位科學家和兩個科學家群體的資料進入館藏基地，包括科學家錢偉長、錢三強、何澤慧等，實現(xiàn)了對我國優(yōu)秀老一輩科學家學術成果和科學思想的搶救性保存，在國內(nèi)外科技界和史學研究領域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影響。

2016年初，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網(wǎng)絡版已經(jīng)上線運行。網(wǎng)絡版的中國科學家博物館以采集工程為基礎，分為公眾版和學術版，系統(tǒng)準確全面地介紹了中國科學家的學術貢獻、科學精神及感人事跡，今后還將為專業(yè)研究人員提供可靠的文獻和資料查詢。

早在2012年，隨著采集工程的穩(wěn)步推進，采集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既已開始醞釀實體博物館的建設，并曾到位于中關村科學城的特13樓、特14樓——錢三強、郭永懷等老一輩科學家居住多年——等處實地調(diào)研，希望能將科學家博物館建設與共和國科技史上標志性建筑的保存相結合。

2016年3月，國家科技傳播中心已經(jīng)國務院正式批準立項，其中包括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實體館）。據(jù)悉，這將會成為世界第一家以科學家群體為主題的博物館，預計在2020年前后建成開館，采集工程中的珍貴資料將在這里永久收藏和集中展示。

按照計劃，即將建成的科學家博物館，會是一個具備博物館完整功能的場館，從存儲、收藏、研究、展覽到開展學術交流和公益性活動，打造科技工作者的情感家園和精神殿堂。（張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