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技創(chuàng)新是否應“依循西方模式”？

　　中國的科學研究應如何更好地與產業(yè)相結合？

　　中國為何沒有成為一些世界級外國專家的首選地？

　　圍繞我國的科技發(fā)展創(chuàng)新，在5月22日的座談會上，在滬外籍專家向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參考價值的建議。

　　科研文化挑戰(zhàn)

　　“作為一個科學家，你必須把一切都獻身給科研事業(yè)。”這就是中國科學院50多年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著名美籍華人科學家蒲慕明對待科研的要求。他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基本上沒有休假。

　　網上廣泛流傳著2001年他給實驗室立下的規(guī)矩，比如要求“每個人每星期必須在實驗室50小時以上”“小說和非科研性雜志不準帶入實驗室。如果離開實驗室超過1個小時，必須事先請假并得到允許。”蒲慕明以這些“苛刻”要求，來保證他所領導的研究團隊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

　　“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中國科學家群體完成了兩項生物科學界的重大突破——人工合成有生物活性的胰島素和轉運核糖核酸。這兩項成就在當時科學界是普遍認為可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這些成果根本不是幾位科學家自己所能完成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個年代的文化,即每個科學工作者把集體的目標置于個人榮譽得失之上。令人遺憾的是，這種集體追求一個科研目標的文化在目前中國的許多科研機構已消失殆盡，美國式的科研機構也不能培育出這種文化。”

　　蒲慕明在美國和中國從事科研40多年，一直沒有停止過對科研創(chuàng)新背后的深層次文化的思考。

　　從1999年起，蒲慕明擔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首任及現任所長，在研究所引進了“美國模式”。十多年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得到國際神經科學界的認可。蒲慕明似乎并不滿意這些成績，反倒是經常在反思研究所的缺陷：當今世界腦疾病的社會負擔已是所有疾病的榜首（超過癌癥或心血管�。�，而研究所的這些研究和國際同行的基礎研究一樣，與腦疾病的預防和治療仍存在巨大差距。

　　他從內心深處向往富有中國傳統(tǒng)色彩的集體精神。2014年5月22日下午，作為在滬工作的50位優(yōu)秀外國專家代表之一，蒲慕明參加了習近平主席與在滬工作外國專家座談的全過程。在當天上午國家外國專家局組織召開的外國專家座談會上，他用英語發(fā)言，充分表達了這一思考已久的觀點。

　　“西方訓練的科學家的核心價值觀是個人主義，個人的科學興趣和個人成就的榮耀是他們科學追求的主要動力。這種注重個人成就的價值觀在全世界科學界造成了大量不必要又極為浪費的科學競爭，嚴重地腐蝕了解決世界目前面臨的重大問題所需要的合作精神。近年來先進國家突飛猛進的科技發(fā)展并未能解決西方社會目前面臨的許多緊迫問題，更不用說解決發(fā)展中國家特有的許多危機。我認為問題的根源之一在于西方科學家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觀。”

　　蒲慕明建議：作為發(fā)展中國家，中國目前必須認真重新考慮是否應“依循西方模式”來發(fā)展科研機構和教育下一代的科學家。也許中國科學對世界科學最有價值的貢獻，不是在西方的科技成果之上增加一些更多的成果和突破，而是在全球科學界注入一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成分，增強科學家將共同目標置于個人成就之上的集體精神，以助于解決世界面臨的許多緊迫問題。

　　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更常見的是一種忘我精神和對社會的關懷。社會目前需要的是在追求個人興趣和成就的西方個人主義之中注入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懷社會的精神。他認為，中國科學界可能對世界科學的貢獻，不只是有大批科學家在國際刊物上發(fā)表大批論文，得多少個諾貝爾獎，而是能把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會關懷注入科學界，及早解決世界上各種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將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科學界獨特的貢獻。

　　“產業(yè)化”挑戰(zhàn)

　　中國希望通過國際合作實現科技創(chuàng)新，這在德國籍病毒學家艾德銘看來，目前仍然面臨一些重大挑戰(zhàn)。

　　“中國的學術研究太注重高級科學研究，而不是對創(chuàng)新能力的關注。”曾經在5個國家先后工作過25年的艾德銘過去的4年半，一直在中法兩國合作的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從事研究并擔任所長，對中外科研機制都有著很深刻的體會。“中國科學家似乎更愿意追求在世界級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而不是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他們沒有充分的精神動力或物質獎勵去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或者與產業(yè)伙伴共同開發(fā)專利。”

　　他建議，中國應高度重視科學發(fā)現帶給社會的實際好處,在研究和產業(yè)發(fā)展之間建立更加緊密的聯(lián)系，比如說，通過產學資助計劃，以及將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作為科研的評價標準，來形成更好的激勵機制。

　　除了完善科研機制,他認為，科學家本身也需要轉變觀念。“科學家應當為發(fā)表世界級的科學著作而自豪，也應當為研發(fā)出拯救生命的藥物而感到同樣的自豪。”

　　艾德銘的觀點得到了習近平主席的贊同。習近平在點評他的發(fā)言時指出，教育與科研如何相結合？科研與產業(yè)如何相結合？這些問題在一點一點地解決，一部分一部分地解決，但是總體上我們覺得還是一個存在的問題，需要繼續(xù)深入研究，繼續(xù)得到解決。

　　習近平指出，大國必須要有自己的基礎學科，必須要有這方面的領先領域。但是在應用角度怎么推動？作為一個制造業(yè)大國，人才的基礎應該是技工，有技工、有工程師、有發(fā)明家，這樣組成中國的團隊，在實業(yè)方面就始終不會泡沫化。

　　十幾天后，6月9日，習近平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全面深入的論述。

　　“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康熙皇帝向外籍人才勤學百科的故事。康熙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請了西方傳教士給他講西學，曾經連續(xù)2年零5個月不間斷學習西學，內容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音樂，甚至包括哲學，光聽講解天文學的書就有100多本。時間不謂不早,學的不謂不多�？滴鯙楹螞]用所學為大清帝國插上科技的翅膀?原因在當時并沒有讓這些知識對經濟社會發(fā)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

　　習近平在講話中接著介紹，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制中國地圖,后用10年時間繪制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fā)展起到什么作用。這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fā)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習近平指出：多年來,我國一直存在著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其中一個重要癥結就在于科技創(chuàng)新鏈條上存在著諸多體制機制關卡,創(chuàng)新和轉化各個環(huán)節(jié)銜接不夠緊密。就像接力賽一樣,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沒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兒跑。

　　在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問題上，中國的領導人和外國專家的觀點高度一致。

　　“吸引力”挑戰(zhàn)

　　“中國對外國創(chuàng)新人士很有吸引力。”在荷蘭專家奈斯安看來,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原因之一：中國是當今的創(chuàng)新熱門國家。預計在未來十年，全球30%的經濟增長將來自中國；幾乎所有非中國本土的《財富》世界500強公司都已在中國設有創(chuàng)新中心。

　　“原因之二：外國人才能一展所長，幫助解決中國社會也是全球所面臨的挑戰(zhàn)——如構建綠色節(jié)能增長等。”

　　在5月22日習近平與外國專家座談會上，奈斯安從一個外籍專家的角度向習近平主席逐條分析了中國“吸引力”。

　　奈斯安暢談中國“吸引力”并非恭維之辭，而是現身說法。她從2008年起來到上海，擔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全球策略總監(jiān)，來華之前曾擔任過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內閣大臣，議員，學院院長，還曾任職于荷蘭皇家殼牌集團，在能源行業(yè)擁有十多年的工作經驗。中國“吸引力”是她來華最直接的原因。

　　當然，中國“吸引力”的充分發(fā)揮，還需要有具體的吸引平臺。比如，吸引奈斯安的事業(yè)平臺，就是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這所已躋身全球領先的商學院。

　　基于長遠和現實的深遠思考，奈斯安直接向習近平主席建議，中國應著力打造“全球最令人向往的創(chuàng)新之地”，為創(chuàng)新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最優(yōu)厚的待遇。比如，參照中國的“國家級首席科學家”模式，分五步建設中國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

　　第一步：建立一批一流的卓越創(chuàng)新中心。

　　第二步：為每個卓越創(chuàng)新中心建立項目數據庫。

　　第三步：向一流的外國專家宣傳項目理念。

　　第四步：將創(chuàng)新項目數據庫在網絡發(fā)布，以便向全球“眾籌”創(chuàng)新方案。

　　第五步：重視對外國專家的激勵，表彰牽頭創(chuàng)新項目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國專家。

　　在中國吸引國際頂級專家問題上，并非所有的外籍專家都像奈斯安那樣樂觀。

　　“現在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全球科學家們發(fā)展事業(yè)的理想目的地，但是事實上，并沒有成為一些世界級外國專家的首選地。這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缺乏長期的職業(yè)發(fā)展前景、國際學校資費昂貴、配偶找工作也比較困難。

　　“國外的科學家對中國現今科研體系的實際情況存在很多誤解,認為這個系統(tǒng)很難理解，很難在其中長遠發(fā)展,但是中國實際情況遠比海外媒體報道的更好、更專業(yè)。

　　“科研項目申請系統(tǒng)還沒有完全對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開放。在中國建立公司比在其他國家更復雜、更漫長。創(chuàng)新商業(yè)模式很難實現。”

　　德國籍病毒學家艾德銘就毫不隱諱地向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吸引人才的瓶頸問題，并就改善中國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提出了十分具體的建議。
 

　　“幾年前中國開始推行的‘人才’吸引了一大批海外專家學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我擔心由于缺少對這些引進專家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支持，這個好的趨勢有可能逆轉。中國甚至有可能又成為人才的‘流失地’，再次失去一些通過從‘人才’和其他渠道已經引進的海外人才。”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萊格特的觀察和擔心，明顯地過于悲觀，但他對中國吸引世界頂尖人才的顧慮，在國外科學家中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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