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國經歷是三進三出回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第五代留學生在中國遇到的環(huán)境問題。第一次是進入國家開發(fā)銀行,干了一兩年沒拿工資就走了。朱镕基總理提出要建立中國的高盛,我和汪潮涌分別從高盛和摩根辭職回到中國,但是當時中國的環(huán)境大致我們沒有做成,也沒事情可以讓你做,所以我們走了。第二次是中銀國際做總裁,這個時候中國在發(fā)展,留學報國的環(huán)境在不斷地改善。我擔任了中銀國際CEO的5年間將國外的模式搬到了中國,使中銀國際成為中國的小高盛。這次的離開和留學生政策有關:當時中國銀行要上市,而我作為中國銀行投行的一把手,卻因為不在體制內,而被排斥在干部提拔的考慮范圍之外。第三次是人才專家,擔任國家開發(fā)銀行首席業(yè)務顧問,享受高管的待遇。
中國社會本質上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也是我國的人才和人才體制的指導思想。就像今天的會場,歐美同學會的會議室,掛的是代表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的“仁義禮智信”。而進入我的母校清華大學,第一眼看到的是“行勝于言”這種現代化氣息濃厚的文化。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思想觀念,而思想觀念的改變需要很長的時間。
提升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的智庫作用
總書記講了中國的五代留學生,他們創(chuàng)立國民黨,創(chuàng)立共產黨,創(chuàng)立新中國,成就了兩彈一星的輝煌歷史。他充分肯定了留學生對中國近代發(fā)展歷史貢獻,對大家給予厚望。習總書記指出,歐美同學會下一步要做智庫,要做民間外交。
歐美同學會所積聚的國內外資源是任何組織沒法比的,今后歐美同學會可以發(fā)揚我們建言獻策的傳統,成立一個歐美同學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要研究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法律、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廣大留學生可以發(fā)揮自己的特長,從資金和智力兩個方面群策群力。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借鑒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模式,每年定期舉辦研討會。
中國在人才領域中呈現的問題更多是表面現象,而問題的根本是思想觀念的問題。歐美同學會作為獨立的思想平臺,有著體制內的智庫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可以成為中國社會思想觀念改變進程中的一個撬動點。
留學生的領袖孫中山先生有一句話“知難行易”,改變中國的idea是解決中國發(fā)展問題的關鍵所在。最近有一部電影《活著只為改變世界》,留學生活著只為改變中國,改變中國的思想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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