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次的心愿就是建立新的機制，現(xiàn)在我們的國家要深化改革，正好諾貝爾獎來了。”在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后，屠呦呦一下成為了“明星”，接踵而來的是不停的接待來祝賀和慰問的客人以及參加各類活動。

　　然而，在忙碌的背后，85歲的屠呦呦卻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能夠建立新的機制，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充分發(fā)揮他們的實力和能力。”

　　10月8日下午，中國科技會堂，由中國科協(xié)主辦的“科技界祝賀屠呦呦榮獲諾貝爾醫(yī)學獎座談會”召開。

　　這是個科技界“大咖”云集的座談會，這樣的一個場合上，屠呦呦也說出了自己的心愿，“各個領域都會不斷有創(chuàng)新的問題，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建立一個新的激勵機制，把年輕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聯(lián)合攻關還沒有過時

　　得知獲獎的消息時，屠呦呦甚至覺得有點突然。10月1日，哈佛大學通知她去領一個獎，由于身體原因，她沒有出席。

　　隔了沒幾天，她就收到了諾獎委員會的通知。即使已經于2011年獲得了有“諾貝爾獎的風向標”之稱的拉斯克獎，諾獎的到來卻依然讓她有點“猝不及防”。

　　“這是中國全體科學家的榮譽，說明中國科學家被國際社會進一步認可。”屠呦呦如此形容。

　　就像屠呦呦所說的，青蒿素的成果，出自一個被命名為“523”的瘧疾防治科研項目，團隊成員包括中國7個省市、60多家科研機構、超過500名的科研人員。

　　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這一任務時，國內其他科研人員已經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我們，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領導單位說抗瘧的任務緊急而重要。”

　　在全體科研人員的努力下，除了成功提取青蒿素外，“523任務”的成果匯編摞在一起甚至有幾尺厚，具備國內外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總共有89項，包括現(xiàn)在常用的數十種驅蚊滅蚊藥物和方法。

　　“當年的團隊協(xié)作精神是這項工作成功的有力保證，聯(lián)合攻關、協(xié)同創(chuàng)新是我們要學習的經驗。”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yī)科學院院長張伯禮肯定了屠呦呦的說法，他說，科學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今天的大獎。

　　對于這種集體科技攻關的模式，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非常提倡,“這種模式，也適用于現(xiàn)在。”施一公說，聯(lián)合攻關的模式，使得國內學科的優(yōu)勢能夠迅速形成。

　　秘訣：坐得住冷板凳

　　在張伯禮看來，這是一份遲來了20年的大獎。

　　由帶瘧原蟲的蚊子傳播的瘧疾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傳染病之一，直到今天全球仍有20億人生活在瘧疾高發(fā)地區(qū)——非洲、東南亞、南亞和南美。每年大約有2億人被感染，100多萬人因此喪命。而青蒿素，是治療瘧疾的最有效的藥物之一。

　　從研制出來到現(xiàn)在，青蒿素拯救了接近5億人的生命。“這項完成于40年前的工作，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示是，無論做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科學家要克服浮躁，坐得住冷板凳。”施一公直言。

　　加入到任務中的屠呦呦從整理歷代醫(yī)籍開始，一遍一遍翻閱古代文獻，并四處走訪老中醫(yī)，就連單位的群眾來信也仔細地翻閱了一遍。她專門整理出了一本《抗瘧單驗方集》，包含640多種草藥。

　　青蒿素的提取經歷了191次試驗，屠呦呦和團隊成員甚至以身試毒，最終使得肝臟功能受到影響。

　　“青蒿素是中國真正原始創(chuàng)新的藥物，我為此覺得特別驕傲。”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言語中自豪盡顯。

　　從1970年發(fā)展到現(xiàn)在，中國科技的發(fā)展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而這些也得益于那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而只有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出獲得更多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

　　創(chuàng)新是科學研究的靈魂。近幾十年來，我國在科技領域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科學發(fā)現(xiàn)和科學貢獻，這些有待于未來的檢驗和證實。“我們不光要看重成果，還要有對原創(chuàng)性思想敏銳的發(fā)現(xiàn)力。”中科院副院長李靜海說，新思想是成果的源泉。

　　創(chuàng)新：閘門已經打開

　　屠呦呦，摘得了中國本土科學家的第一個諾獎。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原院長巴德年將此比作打開了“閘門”，“就像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噴油后，我們有了第二口，第三口……”

　　和中國大多數科研工作者一樣，巴德年有著很重的諾獎情懷。1990年，他被邀請作為當年醫(yī)學獎的提名人，在了解了諾貝爾醫(yī)學獎的整個過程和歷史后，對于中國人獲得諾獎，非常的期待。“今天，我的期待終于實現(xiàn)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yī)學科學院院長賀福初也有同樣的期待。在他看來，中國的科技大潮奔涌向前，諾獎獲得者不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批。

　　高興之余，更多的是保持一份清醒。

　　“無論是中國還是中醫(yī)藥，在諾獎史上，都是名不見經傳的。”賀福初說，中國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格局的變更需要考慮到不被關注的領域以及單位、個人，不拘一格地選擇方向、領域，而不是看發(fā)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榮譽。

　　我們的科研方向，科研目標到底是什么？張伯禮也在思考。“像我們做臨床醫(yī)學的，更多的應該面向需求，解決臨床實際難點問題，提高治愈率，減少死亡率。”

　　現(xiàn)實的狀況依然嚴峻。施一公說，在變革之時，切忌一刀切。“變革不是一種模式向另外一種模式過渡，但是我們的科技評價標準卻是典型的一刀切。”

　　施一公擔心，諾獎的獲得會讓大家因噎廢食，“中國需要建設有持續(xù)培養(yǎng)人才的機制，要允許多種評價標準并存，并根據不同的領域設置不同的標準。”

　　中國的崛起，任重而道遠。“我們應該居安思危，作為一個大國，對于世界，我們的貢獻還遠遠不夠，要做得更好一些。”施一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