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概況

本文采用的數(shù)據(jù)來自我國東部某省會城市公立高中三年級的問卷調查，抽樣方法為非等比分層整群隨機抽樣。在該市34所公立普通高中里隨機抽取25所，每所高中里隨機抽取3-5個高三班級，對所選班級的全體學生進行全覆蓋取樣�？倶颖玖考s為6500名學生。同時，收集學校教育投入等相關信息。在具體計量分析中使用了抽樣權重，以保證加權樣本的代表性和分析結果的無偏性。

調查數(shù)據(jù)與分析

根據(jù)樣本學校歷年中考錄取分數(shù)線和平均分、歷史聲譽及教育局專家意見，我們把25所樣本學校劃分成三類：優(yōu)質高中4所、一般高中16所、薄弱高中5所。調查顯示，優(yōu)質高中在財物性教育投入的生均數(shù)量上并不比一般高中和薄弱高中多，很多指標反而更低（如生均電腦數(shù)量、生均實驗室、生均圖書館藏書量、生均教學樓面積等），這主要是因為優(yōu)質高中往往規(guī)模較大，學生人數(shù)較多。但優(yōu)質高中的師資力量優(yōu)于另外兩類高中。優(yōu)質高中的教師流出率（0.5%）大幅低于薄弱高中（2.2%）。

在校長方面，優(yōu)質高中的校長擔任副校長時間相對較短、擔任正校長時間較長，而薄弱高中的校長擔任副校長時間較長、擔任正校長時間相對較短。此外，根據(jù)校長在現(xiàn)任學校任職的平均年數(shù)來看，優(yōu)質高中的校長在職時間更長（10年），而薄弱高中的校長在現(xiàn)任學校任職時間較短（3.4年）。這主要是由于優(yōu)質高中的校長已經(jīng)在強校任職，沒有特別原因不會輕易調整；而弱校的校長一般從強校的副校長中選任，所以任副職時間長一些。

物質類教育投入在三類高中的差異微弱，但三類學校的生源差異非常大。調查人員統(tǒng)計了三類學校學生的高考和中考成績、性別構成、農(nóng)村學生比例、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指數(shù)（由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職業(yè)社會地位排序四個變量通過主成分分析法構建）和文化資本指數(shù)（由測量家庭文化資本的通用變量，例如家里的藏書量等，通過主成分分析法構建）的平均分。其中，考試成績、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指數(shù)和文化資本指數(shù)，都是在整個樣本上標準化為均值為0、標準差為1的分數(shù)。也就是說，樣本的平均分數(shù)是0。總體而言，優(yōu)質高中學生的高考成績和中考成績均比平均水平高出約0.5個標準差，并且顯著高于其他兩類學校，而薄弱高中的考試分數(shù)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0.9個標準差。優(yōu)質高中學生的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指數(shù)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1.96個標準差，一般高中學生次之，薄弱高中學生最低。此外，優(yōu)質高中只有4%的學生來自農(nóng)村，而其他兩類學校均有20%以上的生源來自農(nóng)村。

可以說，目前在教育資源基本充足的地區(qū)，教育均衡的主要差異不是財物差異，而是人員投入差異，而且尤其以生源質量差異為主，很多家長在擇校時也抱著選同學的目的。目前，要進行的招生制度改革是為了推進教育均衡，即把成績好的學生、成績一般的學生和成績不好的學生混合在一所學校里。為了驗證這一政策的科學性，我們就要回答兩個問題：與留在薄弱學校相比，成績不好的學生如果進入一般學�；騼�(yōu)質學校，其高考成績能否顯著提高？與留在優(yōu)質高中相比，成績好的學生如果進入一般學校，其高考成績是否會下降？

為回答以上兩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確一點：簡單比較不同學校的高考成績差異并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因為我們無法區(qū)分優(yōu)質高中的學生高考成績好，到底是因為學生本身學習能力強，還是因為優(yōu)質高中教學質量高。我們也無法區(qū)分薄弱高中學生的高考成績差，到底是因為學生本身學習能力差，還是因為薄弱高中給他們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為了剝離生源本身帶來的差異，我們進行了準實驗設計——傾向分數(shù)配對法（PSM）。

調查采集了三類高中的學生中考成績原始分的頻數(shù)分布情況，三類學校的頻數(shù)分布均有重疊交集。雖然優(yōu)質高中的生源最好，但一般高中的學生中也有一批學生與其中考成績相當；雖然薄弱高中生源質量最差，但在一般高中的學生也有一批與其中考成績類似。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般高中的學生中，為優(yōu)質高中學生群體找到一組學生作為參照組，使優(yōu)質高中學生與其在一般高中的參照組學生在進入高中前的學業(yè)表現(xiàn)（中考成績）、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文化資本、戶口、性別等方面都相似，然后比較這兩組學生三年后的高考成績是否有顯著差異。如果沒有差異，則說明對于入學成績好的學生來說，他們不論進入優(yōu)質高中還是一般高中，其高考成績均不受影響。同理，我們也能為薄弱高中的學生在一般高中的學生中找到一個初始水平可比的參照組，然后比較這兩組學生的高考成績差異。如果參照組的高考成績顯著高于薄弱高中學生，則說明，對于低分學生來說，如果他們能夠進入一般高中，則其高考成績能顯著提高。

調查還針對語、數(shù)、外三科及高考總分，分別報告了簡單的均值比較和PSM分析結果。高分學生、一般學生和低分學生混合在一所學校的做法是否削峰？簡單的均值比較（也就是大家一般所關注的不同學校的高考結果差異）顯示，優(yōu)質高中比一般高中的高考總分高0.38個標準差，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源質量差異所導致的，而非優(yōu)質高中的貢獻。因為根據(jù)PSM結果，也就是準實驗設計分析，比較優(yōu)質高中學生與其在一般高中的參照組的高考成績，并無顯著差異，其差異值甚至為負。也就是說，以一般高中為代表的能力混合分組并沒影響高分學生的高考成績。

低分學生被招入一般高中，與高分學生和一般學生一起學習能否填谷？我們進行了第二組準實驗分析。簡單地對比薄弱高中和一般高中的高考成績，前者比后者低1.1個標準差，這是老百姓所看到的薄弱中學的低質量教育。那么，應用PSM準實驗法，薄弱高中依然比其在一般高中的參照組至少低0.2個標準差，這說明兩類學校高考差異的0.9個標準差是生源質量帶來的，只有0.2個標準差是薄弱學校對學生的負面影響。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如果低分學生能夠進入一般高中學習，其高考成績可以提高0.2個標準差。因此，把低分學生混編入一般高中，可以填谷！

針對這樣的平均結果，也許有人會提出另外的質疑：如果把成績最差的學生招入最好的高中，他們可能會因為基礎差而無法適應挑戰(zhàn)度高的學習，這對他們是一種傷害。為此，筆者專門挑出了三類高中里中考總分低于400分的學生進行分析。優(yōu)質高中共有11名中考總分低于400分的低分學生，一般高中52名，薄弱高中80名。這三組學生的中考總分分別低于全市平均分4.15、3.16、3.14個標準差。經(jīng)過三年學習后，優(yōu)質高中的11名低分學生的高考總分接近全市平均水平，而另外兩組低分學生的高考成績分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47和1.89個標準差。進一步的PSM準實驗分析表明，如果優(yōu)質高中的這11名低分學生當年沒有進入優(yōu)質高中，而是去了薄弱高中，則其高考成績將降低2個標準差！也就是說，最好的學校也能幫助最差的學生大幅度進步。

結論與討論

總體而言，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強有力地支持目前進行的生源均衡化招生改革。高中階段的生源均衡化會顯著提高低分學生的學業(yè)表現(xiàn)，而對優(yōu)質學生的學習結果沒有負面影響，即“只填谷，不削峰”。這意味著生源均衡化招生改革可以同時提高教育公平（提高低分學生、農(nóng)村學生、家庭背景較差的學生的學業(yè)成績）與教育質量（高分學生成績不下滑、低分學生成績顯著提高，則整體學業(yè)表現(xiàn)提高）。這一研究結果對增強社會對這項招生改革效果的信心，非常有意義。

對于這一結論的理論解釋，至少有以下幾種。首先，從學生個體層面的同伴影響理論來看，成績好的學生難以從成績好的同學那里獲益，而低分學生卻容易從高分學生處獲得正面影響。這里有模范作用和高分學生的幫助效應。而只有高分學生的優(yōu)質學校，學習競爭壓力大，可能會導致部分高分學生的自信心受到打擊。如將高分學生與低分學生混合，前者反而可以獲得更強的學習自信，努力成為楷模，并通過幫助低分學生提高自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水平和表達能力。這也是人們常說的“寧為雞頭，不做鳳尾”。這一理論在筆者對部分學生的訪談中亦得到驗證。

其次，在學校層面，高分學生的存在會讓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提高教學難度和要求，這種做法也會同時鞭策與高分學生一起學習的低分學生，這正是所謂的高難度課程效應。而在只有低分學生的薄弱學校，教師則更可能提出較低的教學目標和要求，這也導致薄弱學校的低分學生的成績會整體下滑。

此外，筆者通過考察一般高中，發(fā)現(xiàn)在高分生源流失前，教師工作積極努力，每年都能培養(yǎng)出一批被重點大學錄取的學生，一般學生和低分學生的學業(yè)表現(xiàn)也在上述兩種效應的作用下有所提高。但優(yōu)質生源流失，也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情。問卷數(shù)據(jù)也佐證了這一觀察。學生對教師的評價數(shù)據(jù)反映，優(yōu)質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學生對其教師在教學能力、調動積極性和個人魅力等方面的評價基本一致，但薄弱高中的學生對其教師的評價則低一些。

綜上，盡管優(yōu)勢學校作為生源和其他教育資源的既得利益者，不情愿將自己從“優(yōu)質高中”變成能力混合分組的“一般高中”。但實證數(shù)據(jù)和個體案例均表明，生源均衡化招生改革不論從提高教育均衡水平還是從提高整體教育質量上，都具有積極意義和明顯效果。顯然，這種“生源配置”已經(jīng)成為教育行政部門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和實施素質教育的必然選擇。優(yōu)勢學校在歷史上獲得了政府和社會的強力支持，此時更應該在教育綜合改革中體現(xiàn)出社會責任感，克服具體困難，積極為促進教育均衡和提高教育質量做貢獻。但這一理念的實現(xiàn)，也需要更加細致、科學的設計與論證，需要政府合理設計和執(zhí)行激勵政策，需要廣大家長在擇校時的理性判斷和理性行為的配合。（張羽 陳東生 制圖：李澈）

（作者分別系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講師、山東省濟南市教育局局長，本文是基于英文論文“張羽、陳東生、王文（2014）能力分組對學生高考成績的差異性影響——基于中國某城市的證據(jù)，《教育發(fā)展國際期刊》第2014卷39，第80-91頁”的研究成果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