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2018年的中國高等教育，您會選擇什么？
這并不是一個很好回答的問題，因為這一年中，高教界發(fā)生了太多形形色色的悲喜劇。這其中，有對高考恢復40周年的感慨，也有對學術造假行為的憤怒；有西湖大學成立時的希望，也有高校教師自殺事件背后的憂心忡忡……
這是失望與希望交織、欣喜與憤怒并存的一年，或許這樣的情緒此前年年都會出現，但在互聯網、自媒體已經滲入社會生活每一個細胞的今天，這種情緒給當前以及未來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影響，卻是以往所不能比擬的。
本期，我們將篩選出這一年曾經帶給我們各種情緒的那些人和事，讓我們在這份回憶中，告別這個讓我們百感交集的年份。
·人物篇·
施一公：高校不改革，我就改革高校
施一公曾說：“我的一生做了三件事。成家立業(yè)，幫助母校清華大學發(fā)展生命學科是其二，籌建西湖大學是第三件事，也是我最想做的一件。”
今年10月20日，他完成了第三個心愿。一所也許會被寫進中國大學歷史的高校——西湖大學正式成立。
從籌建之始，西湖大學就確立了“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的辦學定位，立志成為中國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的搖籃、世界前沿科學技術的引領者。可以說，施一公做了很多高等教育改革家想做，卻不敢做或沒有能力去做的事。
為了全心全力辦好西湖大學，施一公辭去了清華副校長職位，全職擔任西湖大學首任校長。
馬云曾說：“銀行不改革，我們就改革銀行。”有人認為施一公是中國高等教育界的馬云，“高校不改革，我就改革高校”。
正如他在西湖大學成立大會上所說，“中國要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引進一流的教授隊伍，還要為他們創(chuàng)造培養(yǎng)人才、進行尖端科學研究的‘軟環(huán)境’”。
在基金會籌集社會資源的辦學模式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上，施一公邁出了第一步。緊接著，以職業(yè)的行政服務、高校的科研平臺乃至摒棄傳統(tǒng)的學術評價體系，致力于將西湖大學打造為學生、學者的“家園”。
聚光燈前，西湖大學收獲了諸多掌聲。承載期待的背后，更應該做到 “知行合一”，積極主動地尋求發(fā)展之道，為體制之外的辦學尋求一條高水平發(fā)展之路。
林建華：白字風波與中國式校長卸任
相對于林建華卸任北京大學校長，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北大120周年校慶上，林建華“鴻浩之志”的白字風波。
其實，那場白字風波，林建華大可以大方一點，承認失誤，而不是借“焦慮與質疑”，轉移視線，反倒越描越黑。
而這里要說的，是林建華的中國校長式卸任。林建華的任期為3年8個月，在他之前北大有20任校長的任期在3年以內。有關調查顯示，我國大學校長的平均任期為4.1年，其中，北大、清華等8所知名學府的校長平均任期為5.9年。
任期如此之短，這也就難怪，時間難以沖淡白字風波的記憶，而白字風波又掩蓋了其在任時的成績。實際上，林建華任北大校長期間，在防止學術近親繁殖、去行政化、簡政放權上的工作可圈可點。
有人說，任期短是因為一紙行政調令，校長也無可奈可。這固然道出了行政過度干預的事實。但出于私心，一部分大學校長也希望在任期結束后，通過調整到更高的崗位上發(fā)展。當為官意識強于為學意識，這恐怕就難以安心治學。表現在追求短、平、快政績，通過“挖人才”迅速實現科研成績，見效慢的教育機制改革難以推行或執(zhí)行不到位等。最后傷害的是教師與學生。
徹底改革還得從行政級別上做文章，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我們可以立一個方向，比如，鼓勵校長在崗位上任職10年、20年，以此作為其升遷的重要依據。
沈陽：20年舊案翻出長江學者性侵
4月5日，一樁20年前的性侵舊案被北大 95 級學生李悠悠實名揪出。故事的男主人公為北大中文系前副主任、南京大學語言學系主任、長江學者沈陽。
在李悠悠公布的文章中，揭露了北大中文系 95 級女生高巖被沈陽誘騙后施加身體和精神雙重侵害后自殺的情況。
一時間輿論震驚。隨后，沈陽供職的3所高校，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均作出了回應，或處理決定。
隨著媒體調查的深入，人們不難發(fā)現，盡管發(fā)生了性侵事件，沈陽在仕途上卻是順風順水，不僅在訪學歸來后成為教授，還借助南大的力量成為長江學者。
用如今師德不過關“一票否決”來看待這起事件，讓人頗感天道不公。然而，其背后道出了高校處理性騷擾事件的痛點。取證難，是自愿還是強迫，全憑當事人一張嘴。從李悠悠的文章中，明確獲知是性侵。然而，沈陽在高巖過世后，稱高巖主動追求自己。由于缺少證據，久而久之，涉事者往往能夠在孰是孰非的爭議中脫身。
當中，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時間節(jié)點，這樁案件發(fā)生在北大100周年校慶前夕，也許是為了盡快處理，僅給予沈陽行政記大過處分，有人認為量刑過輕。
而且對于沈陽調入南大的過程，北大及沈陽本人均未說明因師德師風接受處分，南大也未前往北大外調查檔。行政上的不作為，讓這名背負“桃色新聞”的教授鉆了一個大空子。
不得不說，沈陽事件只是高校性騷擾的冰山一角。我們需要做的是，正視并積極處理之。
梁瑩：404教授刪學術不端論文“露馬腳”
10月24日，被媒體稱為404教授的梁瑩“火”了。在過去幾年里，以梁瑩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120篇中文文獻乃至碩博學位論文，應作者本人要求，陸續(xù)從學術期刊數據庫中刪除，再次打開相關鏈接，只能呈現404頁面。
此舉令人浮想聯翩。隨著媒體展開調查，發(fā)現梁瑩存在多種學術不端問題，其中涉及15篇論文抄襲或一稿多投。有人計算過，以梁瑩的發(fā)稿速度計算，平均一個月能發(fā)一兩篇論文。而她也正是憑借論文高產，“幾乎拿到了所有她那個年齡文科教授能夠拿到的頭銜”。
這時候，后怕的梁瑩開始了她瘋狂的刪稿行為。校方介入調查后，梁瑩提出辭職，但顯然南京大學并沒有淡化處理此事，對于她的處分共有7條，甚至報請上級有關部門撤銷其相關人才計劃稱號和教師資格。
梁瑩事件后，學界有不少人議論，打倒一個梁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恐怕還有數以百千計的“梁瑩”尚未浮出水面。正如她說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這樣追究下去，中國學者人人有問題”。試問在國內高校又有多少重科研、輕教學，論文粗制濫造的行為？在當前的評價機制下，這幾乎是一個默認的動作。
那么，規(guī)范學術不端也許得換一種思路，不能僅僅依靠嚴苛規(guī)范、條例，還必須在評價體系上尋找根源。一些急功近利的規(guī)定要打破。比如，時限過短的考核、論文只重量不重質、科研不允許失敗、教學在評職稱上不受重視等。只有當制度更符合人性，人們才會選擇自主地回歸正途，否則404教授將不止梁瑩一人。
賀建奎：“科學狂人”和他的“基因編輯嬰兒”鬧劇
這個年末，科學界并不太平。一則“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把已停薪留職的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乃至整個中國科研界人士架在了砧板之上。
賀建奎通過基因編輯，讓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嬰兒，出生后可天然抵御艾滋病毒。這也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
然而，他并沒有迎來預期的掌聲，相反，被質疑、譴責的口水淹沒。就像122位科學家在聯名譴責時所言：“此項技術早就可以做，但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為脫靶的不確定性以及更重要的倫理問題。”
很多人都在追問，到底是誰給他冒險的勇氣？是兩位美國領路人，還是駐扎在他內心的“惡魔”？總之，這位“科學狂人”太渴望功成名就了，當然，他也的確“出名”了，并因此獲評《自然》雜志年度十大科學人物。只是他賭上的是兩個嬰兒的未來、是人類的未來。
今天我們反思這一事件，更多提及的是科學倫理。在美國《貝爾蒙特報告》中，臨床研究的三大倫理原則——尊重個人、公正和有利，這也成為解釋所有科研倫理標準的基石。
科學二重性決定了科技成果可以造福人類，也可能摧毀人類的生存與社會秩序，而科學倫理的提出，就是讓科研與社會實現和諧。罔顧倫理的科學實驗，影響的不僅僅是科學家個人名譽，失去的將是整個社會對科學的信任。
科學家的功成名就不應當以拋棄倫理與安全為代價，否則他就與賭徒無異。
·事件篇·
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喜聞樂見，須重落實
今年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談到他曾經的一個預測——中國論文數會在2020年超過美國，但沒想到提前完成了。不過，他對此并沒有顯示出絲毫驕傲，反倒是一臉擔憂，因為其中垃圾論文太多，為了發(fā)論文而發(fā)論文的情況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則是因為高校與科研人才評價體系存在諸多問題。
事實也確是如此。一直以來，在我國的人才評價機制中，無論晉升還是績效考核，通常都會把專利、發(fā)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數和文章所發(fā)表雜志的影響因子作為評價指標。必須承認，這一標準具有其優(yōu)勢與特色，但它卻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并不能適用于全部人才。
比如，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學上的教師，如果能把自己的學生培養(yǎng)成高質量的人才，也應該得到與其貢獻相適應的尊重和評價，而不應該像評價科研人員一樣“數論文”。
但現實卻是，所有人才一個標準，而且這一風氣愈演愈烈。
今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把教書育人作為人才評價的核心內容，實施代表性成果評價、評價方式多元化、科學設置人才評價周期等一系列改革舉措，進一步明確了人才評價的方向�？梢哉f，這一文件的出臺，為剎住原有人才評價機制“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歪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要想真正將這一政策落到實處，關鍵還在于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與操作規(guī)范，否則實際效果有可能走向反面。
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老”調重彈，仍有“新”意
教師隊伍建設可謂老話題了，比如2012年，國務院就印發(fā)了《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對如何全面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創(chuàng)新教師管理體制、加強教師工作薄弱環(huán)節(jié)等提出具體要求。不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今年2月下發(fā)《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非但不是老調重彈，而且還頗有新意。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廣大教師愛崗敬業(yè)、教書育人，為改革創(chuàng)新、服務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貢獻背后，依然存在著教師總量不足，師資結構、待遇不合理，師德建設須跟進等問題，成為了制約興國、興師的瓶頸。
因此，在“雙一流”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早已成為高等教育界的共識。
而說到“新”，首先就新在突出師德，要把提高教師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yè)道德水平擺在首要位置，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教書育人全過程，突出全員全方位全過程師德養(yǎng)成。這一點并不難理解，陳小武、梁瑩等諸多教師有違師德的事件，無不提醒著大家，唯有立德，方能樹人。
同時，加強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也是當前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以人工智能、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型社會發(fā)展，使得整個教學模式產生巨大變革，這就需要教師具有創(chuàng)新性，改變教育模式，與時俱進。而從人才需求方面來看，則需要教師更多地跨界、多學科綜合，做到博專結合。
不過，要想實現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的目標，還需要在落實上下功夫，比如國家層面要有相關政策支持和引導，學校層面要真正把社會責任和自身發(fā)展目標相結合以落實人才隊伍建設，教師層面則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等。
本科轉�？疲簢腊殉隹陉P，痛心亦決心
自去年7月出臺《普通本科生轉�？乒芾磙k法（試行）》引起普遍關注后，今年10月曝出的華中科技大學將18名學分不達標學生從本科轉到�？埔皇�，再次讓該校成為輿論焦點。
此事雖然引起少數人的質疑，但更多的則是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普遍點贊，比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就肯定道：“適度增加學生不按時畢業(yè)率是應該的，本科生有一定的淘汰率也是必然。”
不可否認，“‘玩命’的中學、‘快樂’的大學”長期以來都是我國教育的一種現實寫照，同時也飽受詬病，其導致的直接結果則是高等教育培養(yǎng)質量的低下。而且，我國高校一直以來都是“嚴進寬出”，甚至還有“清考”制度來“保障”。因此，即使學習成績不好，學生們也基本都能畢業(yè)，多數高校的畢業(yè)率高達90%以上，甚至95%以上。
反觀國外，比如，美國常青藤盟校本科生淘汰率平均都超過20%；加州理工學院每年招收200多名本科生，其中約25%的學生會被淘汰。如此高的淘汰率，卻很少有人懷疑這些學校的人才培養(yǎng)質量。
因此，出臺本科轉�？普�，雖然會痛心某些學生十年寒窗一朝付之東流，但能給不好好學習的學生一記重錘，給更多學生督促和鞭策，不僅是明智之舉，也恰逢其時。在當前加緊“雙一流”建設之時，扭轉學生“混日子混畢業(yè)”的局面，嚴把出口關更是必要之舉。
只有多一些退出、轉學、淘汰等機制，才能守住高校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標準。隨著我國高校錄取率的攀升，更要扎緊畢業(yè)的口子，設置好各層次的提醒、懲戒方式。
本科教育工作會議：撥開云霧，回歸初心
今年高等教育界最重要的一件事，非6月份召開的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莫屬。據教育部統(tǒng)計數據顯示，我國1978年高校在學的總規(guī)模為228萬人，當時毛入學率為2.7%；2017年則達到了3779萬人，毛入學率為45.7%，增長了將近20倍。
不過，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yǎng)質量卻并未與高等教育規(guī)模呈正相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自1999年高校擴招后，我國在本科教育上的投入并未跟上這一步伐。因此才有了時常見諸報端的用人單位對大學生質量的質疑，乃至出現“錢學森之問”。
當前，我國儼然是高等教育大國，但距離高等教育強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可以說，突破口就是加強本科教育，因為本科人才培養(yǎng)是一所高校辦學水平、管理能力以及綜合實力等各方面的集中體現。
在“雙一流”建設的背景下，高教界也逐漸形成一個普遍的共識，即一流本科教育是“雙一流”建設的首要任務和重要基礎。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首先就要提升本科人才培養(yǎng)質量。
在這次會議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指出，高教大計、本科為本，本科不牢、地動山搖，強調要推進“四個回歸”，把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和效果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而要建設一流本科教育，則須在招生入口、培養(yǎng)過程與畢業(yè)出口三個階段實現突破。比如，實施大類招生和培養(yǎng)，讓學生根據興趣選擇相應專業(yè)；加強過程培養(yǎng)，推動課堂革命，建設質量保障體系；嚴格出口把關，鼓勵學生深造等。
清理“四唯”：破除痼疾，須立新規(guī)
今年，我國在人才評價機制改革上，可謂重拳不斷。
自2月份《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發(fā)布后，10月，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門發(fā)文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以下簡稱“四唯”）專項行動，清理范圍包括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學基金委、中國科協(xié)、行業(yè)主管部門、地方相關部門。此舉將幾乎所有科研管理部門都覆蓋，足見此次聯手清理行動的決心。
事實上，“四唯”現象早已飽受詬病，而且造成了學術界急功近利、學術不端等突破職業(yè)道德底線的不良風氣，不僅有害青年人員的成長，也有害整個科研領域。清華大學前博士生被撤稿事件、南京大學“長江學者”梁瑩論文404事件等，都是這一現象的負面典型。
在今年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的現象仍然嚴重，名目繁多的評審評價讓科技工作者應接不暇，人才“帽子”滿天飛，人才管理制度還不適應科技創(chuàng)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創(chuàng)新規(guī)律。
因此，清理“四唯”專項行動不僅及時，而且非常必要。但清理之后又該如何呢？
可以說，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的《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給出了答案：“突出品德、能力、業(yè)績導向，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推行代表作評價制度，注重標志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影響。”
在新的評價體系中，“代表作評價”“標志性成果”尤為重要，不過還須進一步明確同行評議的指標體系，比如，避免單純的同行打分，引入客觀數據指標等。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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